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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万应灵丹”

  我大女儿叫郭映红,1975年出生。

  她出生前,我带学生下乡劳动,正是滿山遍野尽开映山红的时候,那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到次年要给女儿起名了,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映山红的形象。

  那时候,知识分子还很“掉价”,尽管有着“女儿贵养”的念头,但已预感到自己这辈子过得不会轻松,女儿也不会有贵养的机会。

郭映红周末帮妺妹带女儿。
郭映红周末帮妺妹带女儿。
15岁的“梅仔”
15岁的“梅仔”

  常看到山村的女孩,赤着脚,高兴地在田边地头奔跑。她们随手采来映山红,或戴在头上,或送进嘴巴咀嚼。心想女儿若有这种花的生命力,有这份随遇而安的本领就好了。于是就给她取名“映红”。

  回老家后,祖父因初冬得孙女,欲取“十月先开岭上梅”之意,取其名曰“开梅”。于是这个很雅的名字,成了她的小名。亲朋戚友都唤她“梅仔”。想不到数十年过来,她既有映山红的随缘亲和力,又具梅花的高洁品性。

  女儿果然没能贵养,她3岁以前是寄养在连城外婆的家中。她妈妈在龙岩的一个矿山当井下工,而我自己则在戴云山麓的学校教书。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聚少离多。当时没有手机,女儿的面貌都觉得陌生。

  她3岁时回福州在爷爷家过春节,我到黄巷把她领回自己家。父女虽然陌生,但她还是默默地跟着我走。我拐到东街口百货给她买了个布娃娃,她就抱着这只娃娃,不吵不闹不要大人抱,走了一二公里的路,满头大汗回到家。想起来,她确实比现在的孩子乖多了。

  回到我们身边后,因两口子都工作繁忙,也未觉得带她有多累。当年也没什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概念,从小到大,没上过什么辅导班,完全是“放养”,自生自长,也没刻意对她进行道德说教之类的事情。

  一次和她急匆匆走出宿舍兼办公室的房间,到门口关门后,她突然问我:“钥匙拿了吗?”当时她5岁。这使我小吃一惊,一个5岁娃便开始关心与操持大人的事情了。这使我相信,孩子的成长很多是遗传的因素与父母的“身教”在起作用。

  映红自小就拒绝冷漠,关心他人,关心集体,拥有良好的人缘。

  上世纪90年代,高考还是十里挑一的时候,她自长乐一中毕业后,顺利考入福州师范专科学校。三年时间转眼过去,毕业后,她开开心心地打起背包,便到农村的中学报到,在古槐镇长乐第三中学一呆就是十几年。

  前数年被借调到位于城关的长乐高级中学。一年期满后,她又急匆匆地回到第三中学去。我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乡下?”她说:“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很多都是留守少年呵。”我想这里面一定有爱的成分在起作用。

  现在,年轻人流行“花语”,都说“杜鹃花的箴言是当见到满山杜鹃盛开,就是爱神降临的时候”。唐朝诗人张渭的《早梅》诗中也提到:早开的梅花多在“迥临村路傍溪桥”——早开的梅,都在远离村舍的溪边僻静处,悄无声息地散发清香。这些仿佛都说的是我的女儿。

  我不清楚女儿在学校表现如何,直至最近一位长乐同事问起我:“你女儿都调到高级中学了,为何她先进教师的照片还挂在三中的橱窗里?”

  我在女儿家里只见过一张2006年长乐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奖状。于是,我便问她:“你凭什么常常被评先进?”她似乎并不乐意回答这类问题,勉强说是有一些家长向学校反映的吧。

  我在她的一位同事处了解到一件事。映红班上有一位同学有抑郁倾向,在家里一句话不说,问他事情从不回答。这同学的母亲愁坏了,就到学校了解情况。刚好,映红是这个学生所在班的班主任。她跟家长说,这孩子是沉默了点,会与他多沟通的。

  此后,郭映红总是面批面改这名同学的作业,常与他谈心,学习上有些微进步都给予肯定。后来,他终于肯主动接近老师,主动提问,性情逐渐恢复正常。

  映红说得云淡风轻,但背后下了多少功夫,才能将一个自我封闭的孩子的心结融化?人们都说是她的爱心治好了孩子的病。我想,世界上只有具爱心的人,才愿意将精力投放给可能毫无所获的弱势群体上。

  郭映红在家庭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2013年,我70岁,退居二线,她实际上承担了家长的职责。节假日,她掌厨招待全家八九口人的饭菜,厨艺逐渐炉火纯青,短时间内便能做好一大桌可口菜肴。我们家不乏“吃货”,大家都盼着家庭聚餐的好时光。

  二胎政策放开后,她支持妹妹生二胎。她的支持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妹妹的二胎女儿出生后,周末,她常接送大外甥上各种辅导班,小丫头也多半由她哄着。

  家中的许多棘手的事情,也多由她摆平。一次弟弟开车撞了人,还出言不逊,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也是她上门道歉,赔钱私了。这事是我过一年多才知晓。她不说,为的是不让我们二老担惊受怕。

  数年前,妻子的外甥刚60岁就因心梗去世。他一家人都在龙岩,我们二老又七老八十了,本想汇些款给他儿子,以表慰唁。映红知道此事后,立刻表示愿意请假陪妈妈赴龙岩吊唁。她说大姨、大姨夫双亡,妈妈应当出面为晚辈举丧。于是她俩母女急匆匆赴龙岩,几天来回交通、住宿、杂用耗费万余元,也全由她买单。

  这件事映红的应对,我自愧弗如。此前总是担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后继无人,这纯属杞人忧天。亲情文化既然历经二三千年风刀霜剑摧残而不败,它就必然会世代相传下去。

  2015年,我查出癌症,她好像比我更痛苦。我却不怎么在意,一是年龄已过七旬,再者,什么场面也都经历过了。

  我对她说,得这个品种的癌症,平均生存期是五年,我每年写一本书给你看。至今六年过去了,我也确实出了五本书。但人还活着,以后能否每年再产出一本书,还真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

  可这六年时间愁坏了她,不住地寻觅专科医生,上百次地驾车送我到各大医院求治。有时进口针剂要数千元一支,卡上钱不够了,多由她垫上。她还利用寒暑假陪我到处旅游,只因听说旅游对治癌有帮助。

  我能超预期地活着,多半与她精心的照料分不开。人都说爱是“万应灵丹”,我也觉得它比吃那些昂贵的药物更有治疗效果。

  我一生没办成几件成功的事,只有上天眷顾,赐我一个有善心爱意的女儿,才稍有可圈可点之处。

  歌里有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郭映红是个普通的小人物,她爱的光芒能温暖一个家庭,能照亮三尺讲台就已经十分完美了。(文 | 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