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的历史文化碑刻分布在市区的名胜和寺庙周围，星罗棋布，为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现简要分类记述如下：
一、政治军事类(德政碑、纪念碑、报警碑、劝农碑等)
官府立碑，往往是宣扬德政，皇帝勉励褒扬官僚，或修祠祭祀，或纪念重大事件，或示禁百姓，或其他军事方面的报警作用。
最著名的德政碑当属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刻碑是唐天祐三年(906年)哀帝李柷敕建，在今庆城路闽王祠前院。黑色页叶岩碑身，圭形，高4.9米，宽1.87米，厚0.29米。碑座高0.9米，宽2.14米，长2.71米。座用白色花岗石雕凿成覆莲，四周刻壶门团图案。碑额篆书“恩赐琅琊王德政碑”，侍郎于兢撰文，王倜书。内容详述
王审知家世及其治闽期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功绩，是研究五代闽国的重要史料。宋开宝七年(974年)，福州刺史钱昱奉吴越国王钱弘俶之命，就闽王王审知旧府第改庙，祀奉王审知，并立碑纪事。碑额篆书“重修忠懿王庙碑铭”；碑文楷书，叙述王审知的世家、治闽功绩以及庙祀的因由。近代还有陈兆锵德政碑、李世甲德政碑，此二碑对于研究船政文物和船政世家具有重要实物价值。
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碑有反映明代抗倭史事的碑刻：东犬大埔碑刻、定海城堡抗倭记功碑。“大埔石刻”，据林金炎《马祖列岛记》载，1953年驻该岛马祖守军修工事时发现。为明工部右侍郎董应举(琯头镇塘头人)所题，全文41字，每字径22厘米。全文为“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无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碑刻时间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十五日。定海城堡抗倭记功碑位于连江定海九龙禅寺内，花岗石刻制，高310厘米、宽140厘米、厚30厘米。碑首为篆字，碑文为楷字，全碑1000多字。后被一群众用作屋内墙体，露出墙壁部分可辨认者有700余字，主要记载戚继光、沈有容等在沿海抗倭事迹。碑刻末款为明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初二日，副总兵戚继光率军水陆会剿，用“土橇”大破倭寇于马鼻，全歼400余人。邑人勒石立碑于县城西郊观音阁旁，文曰：“明嘉靖四十二年五月二日，总戎戚公大破倭夷于马鼻，歼之，境内遂平。”
古代大量碑刻具有向百姓示禁，维持社会安定的功能。清道光七年(1827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56年间，北峰的大小北岭诸村出现烟馆和赌场，恶丐呼群入乡实行强乞，盗贼偷盗家私、牲畜、稻谷、田薯和树木、竹林，歹徒拦路掳勒，更有抛尸置门户或诈死图财。为保护北峰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福州府侯官知县屡出告示，并立碑示禁。碑文多列举“贼匪恶丐麻疯、强乞、勒索、移尸图诈、聚众赌博、开张烟馆等罪迹”，表示了官府“严拿重惩，决不姑宽”的决心。
二、经济商贸类
这类碑刻是反映会馆、商帮经济贸易、寺庙田契买卖等经济生活信息的重要实物资料。
福州市连江县壶江岛，有一块近400年的散帮认课德政碑，镌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元月，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司空(应举)撰写。反映商盐帮交官结吏，囤积居奇，抬价刹价，鱼肉渔民，董公深入调研、主持公道的事迹。马祖北竿塘岐村桥仔村各立一块“闽浙总督告示碑”，高217厘米、宽73厘米。台江万寿尚书庙有清乾隆至民国的碑刻14方，碑刻记载清嘉庆间，台江汛有恒盛、开顺、美丰、万泰等13行，有丰美、长胜等10余栈，有青果、香药、铁条、桶店、纸箔等商帮，以及糖商、米商、木商，还停泊有琉球大船等。捐款建天后宫的商帮就有亭头、琅岐、闽侯、长乐、连江，甚至闽南厦漳泉的商户，乃至两浙、山东商帮、琉球商人，说明当时台江商贸的繁荣和对外交流的发达。台江河口太保埕天后宫，初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旧基上拓宽修建。这一会馆系由从事中琉牙行贸易的“球商”即所谓的“十家排”联合建起的。《闽县乡土志》载：“李姓四户，郑、宋、丁、卞、吴、赵各一户，代售琉球之货。”1947年，傅衣凌先生到河口实地调查时，柔远驿已破坏无遗，而球商会馆尚存，并在馆内发现石碑。该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七月，记载了球商重建会馆，疏浚宫前小河，恳请知府示禁附近军民勿将秽物堆塞以及地棍借端滋事等事宜。“兼属福州南台海防总补分府管理水利关课碑”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二十一日，主要内容是保护琉球客商利益，该碑现存省博物院内。清同治八年(1869年)马祖北竿塘渔民因配盐贸易与连江帮盐商发生争执，惊动省垣，闽浙总督出面调停，立碑规定沿海渔业用盐分配和经营办法。当时仅马祖岛从事渔业生产的人就达370余户，旺季配盐3000担至15000担。该碑对研究当时两岸经贸往来，马祖列岛开发、经济发展以及与福建等地关系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三、城垣桥梁建筑类
(一)城垣建筑碑
1958年修筑鼓屏路时，在路东侧发掘出一块严重断残的碑石即“毬场山亭记残碑”，现存省博物馆。碑系花岗岩，宽99厘米，残高54-62厘米不等，厚25厘米，碑文刻于元和八年(813年)，主要记载了唐刺史裴次元于欧冶池山南辟建毬场的过程，描述了唐代福州城市发展方方面面的景象，可补《三山志》之误。碑文是反映古代福州海外贸易、对外交通、体育、山水园林、产茶饮茶史等方面历史信息的最早史料。该碑是现存闽中金石年代之最，且是全国唯一记述到唐毬场建筑结构、规模的碑文，是闽中现存最早的诗文书法艺术实物。
(二)修桥碑
修桥铺路是被民众所推崇，造福于大众的慈善行为，所以古人往往要立碑记事，记录捐建人名。
闽侯拔仕三路碑是位于闽侯荆溪镇关西村拔仕自然村的北宋出省驿道上的三段摩崖石刻。其一，“拔仕”榜书，南宋“宝庆乙酉秋”(1225年)。其二，沙溪修路记碑，嘉祐三年(1058年)。碑文记述北宋年间怀安县城至鸡菜岭约有百里之远，“路险石恶”，“行苦之”的状况和怀安县令樊纪上任第二年就修整道路的宦绩，并寄望“继政君子”像樊纪一样，做到道路“缺者能补，陷者能平，断者能接”。其三，募修官路碑，宣和元年(1119年)。碑文直下楷书计10行，高1.52米，宽1.43米，字径8厘米。碑主要记录林慈发起修建“官路”寻驿铺捐募情况。驿铺系古代供传递公文、宿会公车和行人憩息之用，置驿丞以总其事。建州、古田到福州的古道系唐末黄巢义军入闽时凿山而建；荆溪关西村这段约3里的古道，正处于这一路段上。此三段宋代“官路”石刻的发现，对于研究福州市古代交通史和书法石刻等都是宝贵的实物资料，有证史、补史之用。
(三)渡口碑
福州的闽江及支流溪河上有许多古渡(古码头)，福州方言有时也称“道”或“道头”，现在留下原貌的也不多了。在闽侯旗山下南屿坎水保留着宋代锦溪古渡，是在靠岸水中架设石板条砌成的平台，岸边及水中还立有石柱，供泊船时系缆绳用。整个古渡保留原有风貌，十分珍贵。岸边有古渡的碑文：“勾当林祐、林稷臣、僧应琛、必言、义端、超升、石匠张遂，处士张初自造。政和五年四月十一日始建，五月二十八日告成。”政和五年即1115年，距今已有896年了。
(四)桥梁碑
飞盖桥碑。闽安村迥龙桥是一座古老的石桥，桥跨邢港两岸，是村里人出入的必经之所。该桥修建于唐末天复元年(901年)，此后屡经修缮。从桥南的碑刻中可知，该桥在宋代时改为“飞盖桥”，此碑系宋状元郑性之书刻，清康熙年间改称“沈公桥”。1840年此桥重建，重修捐款情况反映在桥北端圣王庙墙上的沈公桥碑中，碑文竖行右读，前半部分说明此桥历代重修时的情况，文后则刻捐款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江继芸。在升任金门总兵前，他曾任闽安协镇，并率兵捐建迥龙桥。在名单中还提到“提左副总府谢国标”和“闽左中军府颜鸣亮”，谢颜二人都曾在台湾任过职；1840年，谢国标任厦门水师游击，任上因抗英作战有功，晋升澎湖副将。1835年，颜鸣亮任“署闽安左营守备事金门镇标左营千总”。四年后，颜鸣亮又主持闽安村内北坛的重修工作。北坛庙位于邢港钓鱼潭一侧，内奉张巡。现存坛庙内的福缘善庆碑也有“谢国桢”名字。
